距離2025年結束只剩一個月，“十五五”規劃的籌備工作已進入關鍵階段。近期，筆者參與多場關于“十五五”的研討活動，實地走訪多家企業，與眾多企業家、投資人深入交流。從本期內容起，將陸續分享與經濟、產業相關的新思考，作為年終經濟觀察的一部分。

自1990年投身新聞工作以來，筆者經歷了七個五年規劃周期。1991年至1995年的“八五”時期，中國經濟提前五年實現“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年均增速達11%。在廣東工作期間，筆者親眼見證了那個高歌猛進的時代——廣東國民經濟年均增長19.62%，1992年、1993年增速更分別達到22.1%和23%。這種斜杠式增長模式，在房地產行業體現得尤為明顯：通過高杠桿和預期驅動，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地價房價屢創新高，直至難以為繼。

2016年“十三五”開局之年，《人民日報》刊發權威人士訪談，明確指出中國經濟將呈現L型走勢，強調這一階段將持續數年。當時市場普遍解讀為，經濟增速下降后將在某一水平穩定運行。數據顯示，“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進入5%區間，仍遠超全球3%的平均水平。從“八五”末到“十四五”末，中國經濟全球占比從不足2.5%提升至近17%，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8.1平方米增至40平方米以上，人均GDP從10632美元升至13445美元，穩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前列。

與日本“失落二十年”的零增長不同，中國L型曲線是在保持全球領先增速基礎上的調整。1995年中國城鎮化率僅29%，2024年已達67%，未來增長空間有限；人口增速同樣放緩，“八五”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4.39‰降至10.55‰，“十四五”期間則出現負增長，2024年為-0.99‰。這種背景下，L型增長成為必然，與之相伴的是K型分化：與新質生產力相關的產業、企業延續斜杠增長，構成K型向上部分；傳統產業則面臨轉型或出清壓力。

展望“十五五”，中國經濟面臨多重約束條件。根據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萬美元以上）的目標測算，考慮人口年均減少0.2%的因素，“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間GDP需年均增長4.17%。盡管多個部門認為這一目標具備實現條件，但市場對當前增速仍存更高期待。部分經濟學家主張加大投資力度，以打破PPI、CPI低位運行和GDP平減指數負值帶來的“負向循環”，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和居民現金流量表。

從外部條件看，“十三五”規劃提出“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十四五”強調“機遇和挑戰有新變化”，“十五五”則明確指出“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內部環境方面，“十五五”規劃建議新增“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存在卡點堵點”“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壓力較大”等表述，反映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綜合城鎮化率、人口結構等因素，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保持5%左右增速更為合理。

將中國增長置于全球視角，制約因素更為明顯。過去幾十年，中國以罕見的一致性推進經濟建設，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安全、環保等議題必然分流資源，經濟增速自然放緩。通過土地出讓和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也面臨極限——部分城市債務增速遠超經濟增速，利息支付壓力加劇。作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產能提升速度遠超全球需求增長，導致外部摩擦增多。工業化、自動化、智能化生產能力增速與勞動者收入、消費增速的失衡，也構成長期制約。

盡管挑戰重重，但中國制造和科創的全球競爭力持續提升。從“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產業體系到層出不窮的創新成果，中國正構建更堅實的立國之本。當然，部分困難源于人為因素，如不作為、亂作為等，亟需通過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解決。近期調研中，筆者常強調兩個觀點：一是中國之難相對其他國家并非最甚，二是難未必是錯，關鍵在于是否堅持正確方向。寧德時代等企業雖面臨安全隱患、價格競爭等挑戰，但其極限制造體系仍代表產業進步方向。正如上世紀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在《國防論》中所言：“中國是有辦法的。”直面問題、堅定信心，終將開辟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