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招聘碰上了AI應聘，魔法能否打敗魔法？

據新京報報道，繼不少企業通過AI面試官進行大規模面試后，市場上出現了幫助面試者應對“AI面試”的工具產品，廣告聲稱“面試者實時生成面試答案，輕松拿下Offer”。

這一新聞引發討論，是因為外界沒有人能預測到，AI大模型之間的碰撞，竟然是率先發生在面試場景下。這原本應當是最需要人與人溝通、決策、判斷的場景，隨著AI工具的迅速應用，卻變成了“機器人與機器人之間的戰爭”。

據報道，隨著面試者開始使用AI工具進行面試，招聘者則通過AI進行“反作弊”，而在反作弊工具出現后，AI面試產品則定向推出了“反檢測”功能。

不論從什么角度看，這都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技術攻防戰。讓AI來作為面試官，并不應當是一個值得推薦的應用。面試本質上是對一個人的綜合評定，而讓機器來判斷人，其實是用大數據形成的標簽來簡約化對人進行數據集的歸類定性。從AI倫理上看，也是對人的主體尊嚴的冒犯。

面試者使用AI工具應對AI面試官，從面試的邏輯看，又涉嫌新技術逼迫下的“作弊”。當面試官是人時，AI工具作弊極容易被識別，但當對面換成了工具，那么，用工具來制衡工具，顯然要比讓人來應對工具的提問更合乎邏輯一些。

這一場技術戰，起源于用人單位對于“人才”的不重視，視應聘者為“工具”，而應聘者在此種情境下，干脆用工具去欺騙工具，繼而形成了雙重倫理陷阱：招聘者不視人為人，求職者就坦然在面試中作弊。

這也是AI過度應用對傳統倫理造成的挑戰。我們社會習俗中對面試雙方平等、誠信、尊重的要求，是基于人與人互動的關系而形成的共識。但對AI的過度應用，使得傳統倫理在這些場景中驟然失效。仔細揣摩一下面試者的心理，當對方不再是人時，面試似乎就不必再遵循什么“誠信”之類的準則。

如果回到面試的本質上看，面試雙方通過工具來“提升效率”的做法，事實上都只會造成雙輸的結局。

一個人是否匹配工作崗位，顯然不是單純的履歷和材料等大數據可以決定的，還包括了性格、動機、狀態等多方面。AI工具面試依據的規則和數據，只會第一輪就篩選掉那些有個性的、獨特的、有創造性的人才，而后者顯然才更符合未來人才的定義。

因此，用AI來提升的面試效率，實際上等于是把人才引進的標準交給了機器，而機器從概率上只會繼續引入“符合機器定義的機械性人才”。

而對于求職者來說，用AI工具來面試，從技術和商業邏輯上看，個體所使用的大模型工具，不可能在技術水平上長期超越企業工具。

面試是典型的商業化應用場景一部分，而作為求職工具卻缺少長期穩定的付費模式，且用戶的付費能力較低，因此，后者很可能只是一些套皮的大模型，來收割求職者的韭菜而已。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求職者為了蒙騙AI面試官，又被人割了韭菜。

為企業大規模商業化應用而開發調試的大模型，理論上最終肯定比個人所使用的工具更加高效、精準。這也意味著，使用者不僅可能被割韭菜，還可能被識別“作弊”而永久失去一次求職機會。對于求職者來說，這可謂是雙輸的高危局面。

因此，不管是從倫理上看，還是工具使用的最終結果看，面試都不應該成為AI工具的博弈戰場。尤其是其中潛藏的科技倫理問題，值得社會共同思考。簡單地讓AI工具去決定一個具體的人的命運，既有違科技倫理，也有違職業道德，更長期損害了所有參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