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起風了 馬伯庸的“風”還能刮多久?

《風起隴西》的第一集，董子健飾演的郭剛對陳坤飾演的陳恭說，“起風了”。這也是馬伯庸作品改編電視劇的慣用開頭——不管是《長安十二時辰》還是《風起洛陽》，風都是再明顯不過的隱喻，暗示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陰謀又要開始實施了。

“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就制造一個出來。”馬伯庸向來不掩飾對陰謀論的偏愛。他最擅長從歷史的夾縫處入手，給區別于王侯將相的小人物創造一個可以輾轉騰挪、發光發熱的平行空間。因為風是無形的，所以在馬伯庸看來，看得見的歷史事件背后總有看不見的好故事可寫。

但也正因為風是無形的，所以風波散盡后，一切又都沒有改變。《長安十二時辰》里的王朝沒有被顛覆，《風起洛陽》里的洛陽是虛驚一場，而《風起隴西》也不例外——眾多角色忙活了20多集，策劃出一個驚天大陰謀，但最后的結果其實無關痛癢。

這可以被認為是對歷史的尊重，當然，更合理的解釋是馬伯庸無力也無意去創造一個陌生化的藝術世界。他只是想為已知的歷史增添點兒戲劇性，就好像廣大網友都很熟悉的“下一盤大棋”。聽上去煞有其事，但內核是掩飾不住的無聊和空虛。

千奇百怪的幻夢一場

《風起隴西》的觀感是非常奇特的：充滿解構意味的架空文本，卻用極為寫實、肅殺的拍法來處理;表面上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三國故事，從形式到內容卻更接近美蘇冷戰的黑色電影。

最明顯的例子，大概就是風格極度割裂的臺詞。陳恭說，“今天的案情分析會”;李光潔飾演的諸葛亮說，“要盡快做損失評估”;劉亭作飾演的陰輯說，“燭龍專案小組”;還有“出外勤”“開晨會”“找我談話”之類的現代詞匯，數不勝數。然而，諸葛亮上奏卻使用文言文，甚至還有“陛下偶感微恙”之類莫名其妙、語句不通的臺詞。由此產生的錯位感，恰如每一集片尾的搖滾歌曲，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恐怕不是本劇在制作上“不用心”，而是作品精神內核的自然體現。馬伯庸說過，“如果把我稱作《風起隴西》親生父母的話，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賈克，祖母則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羅貫中與陳壽，外祖母是丹·布朗。”

以《謀殺金字塔》為代表的埃及歷史小說，以《豺狼的日子》為代表的政治諜戰小說，以《達·芬奇密碼》為代表的陰謀懸疑小說，當它們被拼貼在三國的歷史中時，《風起隴西》事實上也就不可能會有什么確定的風格或意義。

沒有風格，或許是馬伯庸最大的風格。當《長安十二時辰》硬要把美劇里的“24小時”安放到唐朝，《風起洛陽》炮制出現代社會都很難做到的情報系統，《古董局中局》沉迷于考據冷知識的趣味上，馬伯庸的小說以及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就成了千奇百怪的幻夢。

做夢的時候很“爽”，醒來之后卻是空空，留下一片虛無。

惡搞與戲謔的美學

《風起隴西》原作里的諸葛亮，深謀遠慮地設計了一個雙重間諜方案，其效力僅僅在于消弭了二號人物李嚴對他權力的威脅而已。如此設計，使諸葛亮的人物形象變得自相矛盾——作者本想贊揚他的足智多謀、忠誠偉大，但到頭來，卻把孔明塑造成了不擇手段、心理陰暗的“情報站站長”。

改編后的電視劇里，諸葛亮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他對手下的楊儀(俞灝明飾演)和馮膺(聶遠飾演)設計出的連環計毫不知情，甚至還煞費苦心地勸說李嚴(尹鑄勝飾演)放棄自己的野心，教育楊儀宮廷爭斗要有“底線”，活脫脫成了三國時代的“傻白甜”。

與其說這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失誤”，不如說作者及影視劇主創從來沒有重視過這項任務。否則，“滾滾長江東逝水”中有那么多英雄人物，為何陳恭的聰明才智竟能到了超越諸葛亮的地步?

他是誰不重要，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物有沒有完成自己在作品中的根本使命——連接起錯綜復雜、縱橫勾連的陰謀的每一個環節。

所以，《無間道》里的陳永仁和劉建明會對自己的雙重身份進行不斷的懷疑和反思，而陳恭和荀詡(白宇飾演)只會在嘴里重復念叨著“一切為了興復漢室”。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忠誠到底從何而來，正如戲仿的歷史故事永遠無法為我們提供真實歷史的答案。

談到很多讀者批評《風起隴西》的西式翻譯腔實在太重時，馬伯庸坦承，“沒有什么深層次的心理原因，只是單純覺得將兩樣完全不相干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會有別樣的美感。換句話說，這是一部27萬字的惡搞，我真閑。”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馬伯庸的作品從不肯定什么(比如楊儀和馮膺策劃的宮廷奪權)，也不否定什么(比如李嚴對北伐的反對)。

于是，明明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陳恭和荀詡的諜戰工作相當于悲情無用功，蜀國和主人公即將迎來雙重失敗，但追劇的觀眾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戲謔與惡搞的美學，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已經是這個時代的藝術特征。它能讓現代人緊張的神經松弛下來，又不必擔心自己會觸及到人們的精神困境，并與真正的社會歷史發生互動。或許，這也正是馬伯庸的作品總能得到商家的青睞，不斷“風起”的根本原因。

馬伯庸宇宙，無限的重復

盡管在平臺上，馬伯庸的影視改編作品評分有高有低，但事實上，我們無法說哪一部更好，哪一部更差。因為它們在創造性上，本就是無限的重復。

故事里永遠有一個來自底層、一心想要破解迷局的主人公，永遠有一個野心勃勃但又不乏個人魅力的反派高層，永遠有一個躲在暗處、編織陰謀的第三方勢力。無論是陳恭、荀詡，還是張小敬、高秉燭，乃至李嚴、林九郎，都是可以相互替換的棋子。他們的作用，只不過是幫助主創下完那一盤“大棋”罷了。

正因如此，馬伯庸的宇宙可以輕松地建立、復制起來。《顯微鏡下的大明》《兩京十五日》《天啟異聞錄》《長安的荔枝》《大明書商》……一大串IP作品還在排隊等候，說馬伯庸是商業層面上的“天選之子”，并不夸張。

下一次“風起”會是什么時候?這陣風還能刮多久?或許，答案都不取決于馬伯庸和他的小說。如果觀眾需要的只是休閑和放松，那么文藝作品就不能游離于“正常”的組織架構之外;如果觀眾需要的只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斷地輕松游弋，那么無止境的“反轉”“揭秘”就永遠會有市場。

馬伯庸自稱歷史“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并不想觸摸真實的生活。于是，陳恭、荀詡們總是會在奮力一搏后，心甘情愿地消失在歷史的大幕之下，而我們也在蓬勃的想象力釋放中消磨掉了時間，收獲了一份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