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小說、劇本、電視劇同時推出 接受本報專訪

周梅森：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場寫作的馬拉松

著名作家周梅森感慨于寫作是他的宿命，今年66歲的他至今堅持每天寫作至少3000字，“如果不寫，就覺得生活空虛。”

如此勤奮的結果，就是他的新作和新劇頻頻推出，繼《人民的名義》《人民的財產》(電視劇名為《突圍》)后，周梅森又一部重頭作品——《大博弈》的小說、劇本和電視劇近日“全面開花”、同時面世。其中，小說和劇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電視劇則是由周梅森編劇，韓曉軍執導，秦昊、萬茜、田雨、張萌、譚凱、柯藍主演，劉琳、杜源、李洪濤、羅海瓊、句號、劉向京、丁勇岱等老戲骨加盟。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周梅森透露自己正在創作一部法制題材作品，《人民的名義》主創制作團隊在這部新劇再集結，而引起巨大反響的《人民的名義》也被韓國買走版權，將拍攝韓國版電視劇。

周梅森表示，自己寫作的立足點是他對這個時代充滿了真摯的感激之情，作為“在場者”，他熱切地關注著其中的種種變化，“生活是用不完的，題材是取之不盡的，所以，我創作的源泉也不會枯竭。”

《大博弈》是醞釀了十二年的“中國制造”故事

《大博弈》圍繞一家擁有百年歷史的老廠展開，講述了孫和平等一批敢想敢干的企業家勇于拼搏亮劍的故事：北方機械廠因經營不善即將破產，在東南亞擔任海外銷售總經理的孫和平被緊急召回就任廠長。孫和平帶領北機加入老同學楊柳掌舵的漢重集團，大刀闊斧地對企業進行改革。

有別于《人民的名義》和《人民的財產》，《大博弈》直面的是“中國制造”這二十多年來走過的艱巨、復雜又悲壯的道路。在周梅森看來，“中國制造”幾十年來的崛起震驚了世界，改變了中華民族的面貌，因此不能不正視。他說：“雖然很多人跟我說寫農民、寫工人看者寥寥，但我覺得，我們國家還是以農民、工人為主，他們是共和國的基礎，文藝工作者有必要、有義務為他們做些東西。這些年，這類作品太少了，我就是要做這樣的嘗試。《大博弈》整個故事波瀾壯闊，蕩氣回腸，我想這個作品可能會創造一種新的表現工業和改革的藝術形式。”

而說起《大博弈》，還要提起周梅森創作于2007年的《夢想與瘋狂》，《夢想與瘋狂》可謂是《大博弈》的“基礎文本”，講述了一個資本時代呼嘯而至，并以其排山倒海的力量改變人們生活和命運的時刻。那其中的主人公也是孫和平、楊柳、劉必定，三人之間的關系代表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與博弈，是財富欲望與道德堅守的博弈。

周梅森說《夢想與瘋狂》的創意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那是個令人難忘的時期，改革開放加速，資本市場雄起。2005年，上市公司湘火炬被地方國企濰柴動力兼并，市場為之震動。我由此開始注意資本市場。其時，恰逢股改，我也卷了進去，身不由己地成了‘中小股東代表、財經人士’，一不小心變成了股改的風云人物，差點被評為當年的經濟人物，成了中小股民的代表和財經舞臺上一個當紅的博弈手。”這段不可多得的經歷讓周梅森創作了《夢想與瘋狂》，“這部作品聚焦資本市場的股改，我當時對資本充滿了厭惡，關注的是股改中一些大股東對小股民利益的侵犯，制造業只是一筆劃過沒有攤開寫。”

小說出版后，一家著名重裝動力集團公司老總見到周梅森，向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這位老總在最困難的時候曾遠赴雅加達拓展市場，他發現當地鼠患嚴重，靈機一動，從國內購來老鼠藥售賣，在當地很快就供不應求。他神采飛揚地說當時在雅加達售賣一包老鼠藥的利潤甚至超過一臺小發動機。老總說得隨意，周梅森聽得有心。“我突然發現《夢想與瘋狂》實際上是非常不完善的，我對資本市場的判斷也是不準確的，那個時候個人情感更濃厚了些，以為股改一改就什么都好了，實際上是錯誤的。為了糾正這個錯誤，十二年后我重寫了《大博弈》，主線就變成了‘中國制造’的艱難起步和崛起，資本是為‘中國制造’的背景服務的。”

周梅森曾去這位老總旗下的企業采訪、體驗生活，所見所聞讓他受益匪淺：“這位優秀企業家豐富而成功的奮斗經歷，為我打開了創作視野，我這才發現自己以前是本末倒置了，那場股改雖然是個歷史的進步，但不能決定中國企業的命運。決定企業命運的是一大批像孫和平這樣的企業家，是他們帶領企業走出了困境，創造出一個個產業奇跡。于是，一個關于‘中國制造’的故事開始在我腦海里醞釀，十二年后變成了這部《大博弈》。這是一個關于企業家和制造業的故事，又是一個關于資本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人的故事。一個人的心有多大，就決定了他能做多大的事業，就像《大博弈》中的這些主人公們。”

熱切地在現場關注時代的變化

從1983年發表中篇小說《沉淪的土地》開始，周梅森筆耕不輟，創作了《人民的名義》《中國制造》《國家公訴》《絕對權力》等經典作品，讓他驕傲的是，幾十年來自己的創作都如行云流水，“沒有哪一部作品，曾有過寫不下去的時候。我從十四五歲開始喜愛文學、喜歡創作，一直到今年六十六歲了，我除了出差在外，每天都在寫，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寫電視劇，總是每天3000字。說來可能讓人難以置信，《人民的財產》劇本有好幾集是在海外旅游途中寫的，有時在飛機上，有時在北極圈的冰屋里，一個月海外旅游回來，五集劇本出來了，啥也沒耽誤。對我來說，如果沒有寫作就會讓我覺得生活無著無落的，不知道該干什么。幸運的是，我從沒感到寫作有什么困難。”

周梅森說自己寫小說根本沒有提綱，腦海中只有幾個人名，這幾個人名列出來后，讓他們在腦海里，在紙面上一點點活起來后，他們的故事也就隨著他們的復活，在周梅森的筆下自然生長，走出這個人物應有的情節和生活的走向，“我沒有什么大的精細的構思，但寫完之后會反復修改，修改的過程是一個自我欣賞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創作中最愉快的過程。但是，有些修改意見是讓我極其痛苦的，這些所謂意見狗屁不通，低級紅，高級黑，你還不能不改。”

對于令人羨慕不已的寫作之流暢、輕松，周梅森歸功于生活，“我寫的作品都是當代生活，我又身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生活現場，往往這個人物只要一活起來，我幾十年的生活積累就全調動起來了，所以，寫作時沒有什么困難。”

周梅森多次感慨寫作是他的宿命，“我天生熱愛寫作，幾乎沒有別的愛好，我做礦工的時候，愛好就是文學、寫作，當我成了專業作家以后，我的愛好和我的職業融為一體了，我覺得我這一生是非常幸運的，尤其幸運的是又成長在中國改革開放這么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時代里。”

周梅森自言寫作沒有規劃，但是，有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就是我熱切地在現場，關注著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復雜劇烈的種種變化。作為一個在場者，我會根據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些痛點、熱點、焦點，抒發我的感受意見，這些感受自然而然地在我的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得以表現。所以我的生活是用不完的，我的題材是取之不盡的，我創作的源泉是不會枯竭的。”

眾所周知寫現實題材難，特別是涉及社會矛盾，涉及黨群、干群關系，涉及社會焦點、難點問題的現實題材，周梅森是如何克服這些難題的，又是如何在針砭時弊與尺度之間保持一個平衡?

周梅森坦承，這些情況在他的寫作中始終都存在，“我是隨著改革開放一起成長起來的作家，我的文學起步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后，80年代的文學崛起。在文學崛起之后，更偉大的是中國一個大國的崛起，一個古老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過程我全部參與了，或者目睹了。因此，首先我寫作的立足點是我對這個時代充滿了真摯的感激之情，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那么在這個基礎上談問題，我想應該是相對客觀的，也就是說，我寫作的立足點是不會錯的。”

做編劇要考慮觀眾《大博弈》開局原本設置的是另一個版本

快節奏生活和碎片化時間等因素，導致如今的觀眾追劇也是耐心減少，也因此在電視劇創作領域有“黃金七分鐘，生死前三集”之說。據統計，幾乎有40%的觀眾會在前三集就棄劇，在第一集的棄劇用戶里，有35%是在前7分鐘內棄劇的，第7分鐘之后，所有拖拽、快進以及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會提升20%。因此前三集的播出效果和口碑反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劇集的整體收視率和用戶市場。

做編劇時是否要考慮觀眾的觀劇習慣，周梅森表示“當然”，“我對市場向來很尊重，如果我對影視劇市場不尊重，也不會有我的今天。”

電視劇《大博弈》的開場就是雷佳音扮演的耗子藥商販宋金言和秦昊扮演的孫和平在東南亞談生意時遭遇警匪槍戰，同時切入北方機械廠破產在即，老廠長想讓海外銷售總經理孫和平臨危受命回國出任廠長，可以說一上來就是高潮，擺出問題，給全劇制造出極強的懸念感和危機感。

周梅森透露，原來電視劇開始的設置并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是以一場全球國際會議開頭，來自華爾街、法蘭克福、英國、中國香港等世界各地的大股東在全球國際會議上指責孫和平，因為孫和平背離了楊柳的漢重集團之后股票跌了49%，引起了世界各地股東的不滿。“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孫和平解釋他為什么要離開漢重，然后電視劇故事開始倒敘。除了編劇，我還是《大博弈》的藝術總監，看了拍攝完成的初剪本后，不是別人，而是我提出來這個開頭不行。這樣開頭的好處是，氣勢大，場面大，給人一種高大上的感覺，但我們普通觀眾的觀劇理念可不是高大上，觀眾要看的是有代入感的人物和故事，不是懸浮于空中的高大上，懸浮起來，觀眾不會看，門檻兒太高。我們要接地氣，就必須先制造懸念。

為了吸引觀眾觀看，周梅森又重新調整結構，把原來的倒敘全部拿掉，開頭五六分鐘的國際會議也拿掉了，“就從孫和平在東南亞賣老鼠藥碰見槍戰，公司馬上就要倒閉，讓孫和平緊急上任開始，從這個很小的地方開始講一個國際大博弈的故事。這又帶來了另外的問題，有一些觀眾說開局太小，有些觀眾覺得進展比較緩慢，但是權衡兩種開頭后，我仍然認為目前播出的開頭是門檻兒很低，接地氣，接近觀眾的，我覺得現在這個是合適的。”

談及小說和劇本，周梅森表示，對他而言，不同之處僅在于小說可以寫得更深入一些，而電視劇受一些原因所限，不能往深處做，“幾乎我的每一部小說和同期的電視劇都有這個問題，像這部《大博弈》，孫和平在劇里是非常圓滿的一個結局。在小說里就不一樣，小說里的結尾，他面臨著新的危險處境，就是故事一開始句號扮演的副書記龍新剛又回來了，因為他后臺很硬，新上任的省委書記讓孫和平和他搭班子，這就埋下了禍根。但小說可以這樣寫，電視劇是不允許的。”

因為題材問題，周梅森編劇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面臨修改，至今提起來，周梅森都痛心于《突圍》的反復修改，“《突圍》是我一生中在影視方面敗走麥城最悲慘的一次。這部劇原來剪輯以后是62集，劇本是60集，三年多被要求修改了七八次，最后還被刪掉了17集，結果是支離破碎，這是我最痛心的一部作品。”

而在具體寫作上，周梅森表示，他會將小說作為電視劇劇本的一個非常詳細的提綱，“電視劇劇本是按小說的模本重新來做。”

下一部反腐小說 聚焦政法系統教育整頓風暴

有人認為現在現實題材文學創作的一大對手就是來自網絡的沖擊，在網絡寫作的沖擊下，讀者閱讀口味和感覺都發生了快速變化。周梅森表示，自己平常除了瀏覽新聞之外，很少看網上的文章，“你們說的文學作品也好，我說是寫手的文章也好，我從來不看。”

雖然這是一個人人都可做自媒體發聲的時代，但周梅森不認為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作家也不是像大家講的，能把事碼成句就是作家，現在是全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說幾句，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個了不起的時代進步。但是這個時代進步了，并不是說當作家的門檻兒就放低了，作家仍然是作家，寫手還是寫手。”對于作家和寫手的區別，周梅森直言是“品牌服裝和地攤貨的區別”。

現實題材創作難，周梅森說自己的寫作底線是不說假話，不參與虛偽的無底線吹捧，“我幾乎從未參與過。怎么講?就是說那些吹牛拍馬的東西，我不參與，我寫的就是我對中國社會的認知，我作為一個作家和編劇眼里的中國，能寫我就寫下去，不能寫，我歲數也這么大了，我就不寫。”

今年是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出五周年，日前，原著小說《人民的名義》紀念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以要重新修訂，周梅森表示，盡管已經過去五年，但《人民的名義》仍熱議不斷，韓國的版權到期了，又找他續簽，打算再出再印，他們還要拍攝韓國版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不是翻譯我們已拍成的電視劇，人家是自己重拍。”國內再版的出版社也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換成了作家出版社，“我覺得有必要做新版的時候修訂一次，因為那里面確實有很多需要修訂的地方，就在文字上做了一次修訂，刪除了兩個枝蔓的章節和一些感覺多余的文字，其余保持原樣。按我的要求，紀念版收入了五幕話劇劇本《人民的名義》，本來話劇由中國國家話劇院首演后是要在全國巡演的，此后因種種原因而終止了，如今收在這里。”

《大博弈》之后，周梅森正投入在一部政法整頓的題材中，他向北青報記者透露，已經寫了有半年，“最近這一兩年，政法系統反腐風暴刮得非常猛，很多政法系統的干部落馬，我目前在寫的就是這個題材。因為我一直寫反腐小說，所以這是我很喜歡的題材，這部作品暫定名叫《刀刃向內》，《人民的名義》主創制作團隊將在這部新劇再集結。”

生活對一些人來說，是詩與遠方，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戰斗，生活對于周梅森是什么?他回答說：“生活對我來說就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寫、寫，每天寫，就像馬拉松一樣跑、跑，不斷地跑，終點在哪里?終點在你生命停止呼吸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