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

封閉養老院152天的錢理群教授到場

8月15日，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舉行了一場人文論壇，主題圍繞“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展開。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誠提出的新議題，也是他新著的書名。

由于疫情影響，好幾位老師只能在線上參加會議，可喜的是被封閉于養老院中152天的錢理群教授得以來到現場。83歲的錢教授進門時，已經落座的洪教授幾次欲起身相迎，與會師生更是集體起立鼓掌迎接。

《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是“洪子誠學術作品集”的最新一本，收入了洪教授近年寫作的16篇文章，圍繞當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論及俄蘇文學，也包括英法等國的歐洲文學以及亞非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始終在世界文學的參照中定位自身。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在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方面，無論資料的搜集整理，還是深入研究的開展，都還存在欠缺。

近年來，洪子誠每一部作品的面世幾乎都會引起很大的討論，而他在年過八旬時爆發出的強大創作力更是令人嘆羨。

在這本新著中，洪子誠提出的“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是一個新的研究思路，這些研究將極大地拓展當代文學研究視野。在研究中，洪教授沒有局限于史料整理，而是從重要的史料文本、理論文本的重讀出發，探討了諸多重要的當代性文藝問題和思想問題。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看來，洪老師提出了一種不同于以往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的思路，打破了學科的區隔，打破了中國與外國的二元框架。

基于洪教授這本書打開的視野，會議主辦方在邀請嘉賓時同時考慮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學者，希望大家對共同的問題進行交流，繼而再形成新的視野。

“說出了我們這些人的責任以及我們的局限”

洪子誠教授在主旨發言中首先提到書存在的問題：首先就是書名，“《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口氣太大了!如果換一個書名，我建議用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洪教授提出的書名是《與〈臭蟲〉有關》。

全場被洪教授的開場白吸引，只聽他解釋：“《臭蟲》是蘇聯馬雅可夫斯基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劇本，在中國好像影響不大，但是我很感興趣。因為這個劇本聯系到蘇聯和中國，也延續了三個不同的年代。田漢1958年寫作的《十三陵水庫暢想曲》受過它的一些影響，另外21世紀以后孟京輝也有一個改編的同名劇本，標明向馬雅可夫斯基致敬，所以說這個劇本是三個年代的延伸。而且我覺得改成《與〈臭蟲〉有關》能增加出版社的銷量。”

洪教授對新書所顯示的體系性不大滿意，認為大多是個案研究，而且分量不均，之間缺乏有機聯系。他自陳是不會做體系研究的人，還比較年輕的時候寫過整體性論述文章，歲數大了卻越來越不敢寫了，“比較年輕時”指的是60歲左右。但令其聊以自慰的是，選擇的個案盡量聯系到更大的單位，所謂更大的單位就是時代思潮或一個時期的重要問題等。

說到遺憾之處，洪子誠自言缺乏做書的客體條件，因為所讀的外國作品是中譯本，數量和涵蓋量都過窄;另一個遺憾就是外語不好，所以出現資料收集上的大困難。雖然大學時學過兩年俄語，曾經也達到能夠用字典閱讀原版的程度，“但現在我連俄文字母都念不出來了，英語也不行，這些是我這個研究所碰到的困難。”

談到對于這本書寫作方法論上的一些想法，他提起幾年前在首師大文學院的一次講座，題目也是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講座結束后一個人找到他說：老師您的方法不是比較文學的準確方法。洪子誠說：“我確實沒受過比較文學的訓練，也沒有認真讀過比較文學的教科書，我的重點還是中國當代文學，就是關注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外國文學的。”

洪子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國上世紀50至70年代，這段歷史的文學過程有過很激烈的爭論和抗爭，有些人甚至為此受苦受難。“我記得讀過英國一位批評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這本書，是賀桂梅送給我的，扉頁上寫著：‘洪老師好好學習。’”書前面的討論部分洪子誠尤其認真讀過，其中的“反必勝主義”概念特別引起他的興趣，“聯系到我現在研究的對象，我會說歷史上并沒有必勝者。”

他還特別關注到剛畢業的研究生吳虹飛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學生說像洪老師這一輩人，因為看到同時代人為理想而受苦遭難，從而意識到自己有時代的債務，這種債務讓他們無法夸夸其談，于是努力做一點歷史留痕的工作。洪子誠感嘆：“這個學生非常敏銳地說出了我們這些人的責任以及我們的局限。”

“我還是聽到了洪老師隱隱跳動的心聲”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陸建德在洪教授發言后說：洪先生講書名大了些，我卻覺得從世界學術界格局來看，這個書名很有意義。

他解釋，現在世界文學的概念談得很多，尤其是哈佛教授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學》在中國翻譯出版后，在比較文學界影響非常大。對很多美國學者來說世界文學也是新奇的，他們希望在這方面做出拓展性工作。所以洪先生這本書在國際平臺來看，有著重要的貢獻，說明世界文學的概念在中國存在已久，而且一直和中國當代文學有著富有創造力的互動。

“在歷史的長河里，我們是一直與其他文化進行互動的，唐代的長安做了那么多胡樂，莎士比亞時代英文翻譯《牡丹亭》，歷史就是如此多元豐富。如果回到唐代長安，會發現我們的文明如此輝煌燦爛，恰恰是因為開放性的互動交流。所以今天閱讀洪子誠先生這本著作，他勾連起的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也是同理。”陸建德說。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孟繁華因為核酸超時未能入校，他在線上遺憾地說因為這個會寫了將近一萬字的文章，但今天只能說些閑話了。

他首先感慨洪子誠巨大的創造力，年過八旬仍然有作品發表，更重要的是總有出人意料的角度和新的思路。“他從來不做高調宣揚，從不提出新的理念和口號，也從來沒有在當代文學中另起一行的雄心壯志。”孟繁華說：“這是一個學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個學者沒有被時代學風裹脅的佐證。”繼而他說，洪教授提出議題的重要性正在被認識，希望這次會議可以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轉折，既能尊重學科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認識到成果對學科發展的推動和價值。

孟繁華還特別談到，自1999年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之后，有影響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和教材就沒有再出現。這從一方面反映了學科總體研究面臨著困難，但事實上近年來學界一直在研究寫作途徑，討論與當代文學史有關的內容。

“我感覺洪老師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現狀是不滿意的，他首先對自己不滿意，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甚至尋找更好的途徑，做出更好的文學史研究。”孟繁華說，他更期待洪老師能夠寫出一本“當代中國文學中的古代文學”新著，“古今中外融會貫通，中國當代文學才有更廣闊的前景。”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的發言標題就很吸引人：《洪老師的五十年代中期文學研究》。他坦言會議主題聯系著他對洪老師這些年研究的一個困惑——他的成就主要在哪個時段?原動力和推動力究竟是什么?

程光煒得出結論：“我感覺到洪老師的歷史記憶停在1956、1957年，這是他三四十年來從事文學史研究、17年文學研究的原動力，由此產生的推動力不僅沒有衰減反而有不斷增強的跡象。洪老師的文章，包括他的大多數論述，很少流露個人感情，這是成熟學者的歷史定義所致，不過從書中《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一文中，我還是聽到了洪老師隱隱跳動的心聲。”

程光煒相信在洪子誠的學術里有“我的心靈、我的學術”這一問題：他是五六十年代一代敏感青年中的幸存者，之所以不斷重寫1956和1957年，是這種幸存者身份和意識決定的。洪子誠從讀大學到畢業留校的幾十年之中，很難擺脫這種記憶，他的50年代中期個人史也由此形成。“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蘇聯文學既可看做是洪老師開發的一個新領域，也可說是他50年代中期研究史的一部分，他是我們與50年代中期的一個歷史中介，一位講述人。”

“這種研究可能不會有人再做，或者有人做也做不到這樣的程度了。”程光煒說得沉斂中帶著感動：“洪老師很出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個人時代，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寶貴的思想和學術財富。”